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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是战役

06-13 11:27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所以中国古圣们强调“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然而,西哲黑格尔看得更明白,他说:“历史给人们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来都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 

 

不过,在当今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的严峻时刻,我觉得回顾一下110年前的那场抗疫斗争,吸取一些经验教训,还是大有裨益的。

 

1910年冬在我国东北地区流行的肺鼠疫是由当时到俄罗斯做捕捉旱獭的东北劳工被感染后带回来的,很快就造成了大批人员被传染发病死亡。 

 

时任清政府外务部右丞、年仅31岁的施肇基挺身而出,请求担任防疫大臣并获准。施肇基知人善任,电召时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协办(副校长)的伍连德奔赴东北。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17岁获得女王奖学金赴英国读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他于1907年回国服务,从事军事医学教育工作。 

 

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临危受命,来到世界鼠疫斗争的最前线哈尔滨调查处理鼠疫。 

 

当时全世界鼠疫传染病专家们普遍的认知是——鼠疫是由鼠类将细菌传染给人的,人与人之间则不会传染。因此,对抗鼠疫的办法就是灭鼠。 

 

在此次瘟疫暴发初期,近现代鼠疫学说鼻祖北里柴三郎教授的一位学生,受日本政府委派,也来中国做调研。他坚持师门的“鼠疫源于鼠传染人”的观念,解剖了数百只老鼠,可是竟没有从一只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于是,这位日本医生固执地认为,东北的这场瘟疫不是鼠疫。 

 

而伍连德从解剖的第一具尸体得出结论,这次流行的是肺鼠疫,而非以往的腺鼠疫,传染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的呼吸和飞沫,因此传染源并非老鼠。这样,防疫工作重点就不是灭鼠,而是要通过隔离疑似患者来切断传染源。 

 

伍连德立即电告朝廷,将这次在东三省流行的鼠疫称为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建议清政府立即停止无意义的大规模灭鼠,而是彻底封锁哈尔滨,切断鼠疫的跨地区扩散途径。 

 

伍连德提出“肺鼠疫”的结论和防治方法,一开始并没有被国际上著名的鼠疫专家们接受。尤其是法国籍、时年45岁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梅尼,他于1911年1月2日到达哈尔滨,坚定地认为灭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方法,完全不相信“鼠疫人传人”的说法,并要求由他代替伍连德来担任东北防疫的统管。 

 

为了能尽快消除传染源,伍连德在向防疫大臣施肇基发信求援的同时,也向清政府发去了请辞电文,愿意让梅尼来负责此次抗疫工作,条件是清政府同意封锁哈尔滨。 

 

38个小时后,伍连德终于收到了清政府的回电,出乎意料的是,清政府撤销了对梅尼的派出指令,直接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这应该是施肇基据理力争的结果。 

 

然而,被免的梅尼并不服,1月5日,他去了俄方医院查看病人。但遗憾的是,他依然只相信鼠疫的欧洲经验,不相信人际之间空气与飞沫会传染。所以,他戴上了白袍、白帽、胶皮手套,来隔绝一切可能与老鼠或跳蚤接触的部位,但没有戴口罩。 

 

3天后,梅尼开始出现低热,头痛,发烧。1月11日,梅尼死于鼠疫。距离他来到哈尔滨,仅仅9天。 

 

梅尼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证实了伍连德判断的正确,使防疫隔离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伍连德采取了科学有效的防控防治措施:停止劳民伤财的灭鼠防疫,封锁疫区,隔离交通,禁绝行人,隔离患者,切断人际间的任何流通。 

 

居民区分为白、红、黄、蓝4个分区。各分区的居民都要求在右臂佩戴政府分发的臂章,佩戴某色臂章者,可在它所代表的分区内自由行动,如进入另一分区,须经特别许可。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城外军事封锁线,未经防疫局特许不得进出城区。 

 

并从长春调来1160名清军士兵,以加强隔离制度的严格执行,控制人群流动。调集600名警察成立专门的警务分队,接受防疫训练后分派各区,遵从医官的命令开展工作。 

 

为了尽快收治病人,伍连德对关闭的学校、撤空的客栈和大车店等一律租用,并尽可能改造为4个部分:办公区、消毒站、医务人员宿舍和接触者的隔离营。 

 

最先建成的传染病临时医院原是哈尔滨近郊傅家甸的大浴室,内部条件虽然简陋,但集中收治了1000多个病人。 

 

伍连德还争取到时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的俄国将军霍尔瓦特的支持,霍将军很快就将1300节火车车皮批给了伍连德,让医生们有了一个较宽裕的临时疫病隔离所。

 

并另外批给120节车厢,一字排列在离城区1英里之遥的空旷地面上。每节车厢均安装有燃烧木材的巨大的铸铁火炉供暖,用于收容大量接触者。 

 

为了阻断传染源,伍连德还做了一件在当时是不可想像的事一一火化病逝者尸体。 

 

因为传统的中国文化讲究入土为安,对先人的崇拜近乎宗教信仰,烧人尸体会被看作是对人性的亵渎、对孝道的背叛。 

 

但东北的隆冬,冻土通常深达5至7英尺,挖掘墓穴极为困难。于是粗陋的棺材和裸露的尸体绵延至少长达1里多,暴露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存在着野鼠噬咬被感染的尸体,并随之携带鼠疫的危险。 

 

为了解除这个对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又避免民众的抗拒,伍连德想出了一个妙招一一请一道上谕。 

 

伍连德的奏报送到北京,在这关系万民安危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实际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断然拍板,同意伍连德所请,出事他来负责。 

 

这件事,后来也被史家认为是载沣短暂而悲催的执政生涯里,做出的最闪光的决定。 

 

伍连德还通过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上奏朝廷,为在瘟疫一线的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当时的标准,医生殉职可以得到抚恤银1万两。而清政府一品大员年俸仅180两,对比之下可知分量。 

 

1911年3月1日,距离伍连德到达哈尔滨67天,哈尔滨首次出现零死亡,零感染。之后数日,均无感染及死亡病例出现,东北抗击鼠疫之役取得了最终胜利。 

 

此次大瘟疫,共造成6万多人死亡。其中,医务和其他保障人员达297人,他们为取得抗疫斗争的胜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气吞山河,万分悲壮! 

 

战“疫”就是一场战役,这是古今中外的共识。110年前东北战胜肺鼠疫的战役,有许多经验教训直至今天还很有参考价值: 

 

第一,要取得重大战役的胜利,首先是要选好战役指挥官。东北战“疫”的实际指挥官是伍连德,他不仅是防疫专家,而且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假如换作坚信鼠疫“不会人传人”的梅尼,则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朝廷中的防疫大臣施肇基,还是封疆大吏、东三省总督锡良,对伍连德做到了用人不疑,只支持,不干预,使其能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 

 

第二,要有正确的战役指导方针。战胜瘟疫,从古至今,无非是三条基本原则:一是控制传染源;二是切断传播途径;三是保护易感人群。所以,必须防治结合,以防为主,首要的是堵住传染源。今天的武汉封城,相当于当年的哈尔滨封城;今天的建“方舱医院”,相当于当年借用学校、大澡堂、火车车厢做临时医院。可惜的是,行动迟缓了些。 

 

对居民区的隔离措施也要果断坚决。当年的分区隔离管理,甚至动用了军队、警察。今天的小区封闭管理,在疫情高峰期也应大范围推广。 

 

第三,战役保障措施要跟上。当年东北肺鼠疫发生时,清政府已到了末日时期,银根紧张。加上日俄占据了东北很多重要战略资源,战役物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但经过多方努力,从银行贷到资金,从俄方借到火车皮,还解决了大批药品、粮食、布匹、木材等物资,从而保证了战役所需的后勤保障。 

 

我国现在的抗疫物资保障能力,远非当年可比;应急管理调度能力,也是位于世界前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更是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要组织得当,抗疫物资保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在人类与瘟疫的无数次较量中,最后的胜利都是属于人类,这是一条不可更改的历史规律。只要我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一定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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